关于父亲，有政最初的记忆是父亲肩上被扁担磨出的肉瘤，小有政趴在父亲的肩上，常把肉瘤当做奶头吸吮。

　　关于父亲，在有政的记忆中，最真切的还有那一双长满老茧的大手。小时候，背上痒痒，不用挠，只消趴在父亲膝上，父亲便伸开大手，手掌上的老茧在他的小脊背上轻轻地抚搓，可舒服了。

　　记得有一次村里的自乐班演《张廉卖布》，父亲扮演张廉妻。可以跟着上后台看戏，村里的其他孩子可不能享受这一种特殊待遇，有政可自豪了。

　　1953年，有政在本村初小毕业，没有考上距家较近的汉薛完小，于是在哥哥的指引下，考取了离家很远的寺北完小。那时，学生要从家里自带口粮。每一次送粮食，都是有政在前面拉，父亲在后面推着独轮车，赶六十多里路送到学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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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政对父亲的记忆多是这一类琐碎细事。有一年父亲写了一份《我的家史》交给他，他才对父亲及祖辈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。《我的家史》是这样说的：

　　祖父在世时，我家就穷困不堪。祖父念不起书，在甘肃一带做过生意。但我祖父有志于学，在外约二三年，回来终究念书了，不几年就中了副榜，以教学度日。每年挣钱有限，不过几十两银子。家里只有八亩薄地，每年吃的差得太多，所以请会子(注：旧时农村的一种民间互济组织形式，由某几家凑钱，借给某一家使用)背债，受高利贷剥削，受不尽的穷苦，至四十三岁而亡。死后犹贷三百余两银子的账债。

　　父亲和祖父的情况差不多，也在甘肃做过生意，回来也念了几年书。家里穷得买不起灯油，他就拿香火照字读书，虽然读不到古人头悬梁、锥刺股的地步，也够刻苦了。搞道(注：方言，“勉强、凑合”的意思)地念了几年书，教了二年学。后来民国变政，省里成立了优级师范，他就到那里求学。当那时，进学堂的人甚少，所以学校每年还津贴二三十两银子，否则还能进起学堂吗?毕业以后在万泉高等学校停了二年，后来到运城师范当了教员，但光景仍很穷困。我祖父临死丢下的债账，以及埋老人，娶我二婶、三婶，我娶妻，以及丱仙娶亲等等，因他每年挣的不太多，所以年年贷账。日挪月封，将旧债还完，过了许多事，才置下二十五六亩薄地。我父亲五十三岁而亡。

　　我父亲在世时说过我家是“古迹穷汉”(注：意为世代贫穷)，又说念书是“穷行道”，所以到我和丱仙手里，坚决不让我弟兄念书。我做了庄稼，丱仙做了生意。在民国十八年买了个骡子，忙时做庄稼，闲时跑车。因我父亲精神不至，二十一二岁上也就不干了。于是我又买了头骡子，忙时做地，闲时跑车。但我地少，每年只种三十来亩，两头骡子，那里得够做呢?地里打的粮食也就不够吃，经常“背合斗”(注：“合”、“斗”，旧时流行于农村的粮食计量单位。“合”音ge，一合约一捧;十合为一升，十升为一斗。“背合斗”是以粮食实物计算，加四分、加五分的高利贷形式)，所以我就分做地主的地(注：佃户)，还四(注：人名)二十亩，印前(注：人名)二十亩，都是四六开成，人家分六成。至民国二十七年，我两头骡子被日本人抢走了，这又无法可想了，因此将轿车也卖了，买了一条母牛，继续把岱岳庙的地做了五年。1947年解放了，土地改革时，我家七口人分了下壕六亩地，还分了现洋、粮食，以及家具等。成立农会时，我是常委，后来又是农民代表和贫协代表。

　　大致事实就是这样。

　　从王氏家谱记载的王家始祖王添禄算起，父亲王湘仙已是第十八代传人。其性情敦厚诚笃。幼时由父亲王镛携其兄弟，同入运城高等学堂就读。未料父亲早逝，家道中落。不久，家乡又被日寇侵占，弟丱仙远逃他乡、被抓丁充军，时运甚背。所幸不久后逃归故里，专事农业，闲暇赋诗读史，意在教导子女读书，后来果遂其愿。